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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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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蒋蓉：苦女儿，天堂里飘出那只歌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知青年代的故事
（五则）
作者 | 蒋蓉
原载 | 公众号新三届
一、一座座青山紧相连
来到大巴山区，眼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最让我们吃惊的，一是它的贫穷，二是没有柴烧。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城市里买燃煤跟买其他商品一样是定量供应的，在很多基本商品都不能够保证生活正常需要的情况下，燃煤还算充足，没听说过哪个家庭为燃料犯过愁。
走进生产队为我们安排的住房，老队长在第一时间颇有些得意地指着一摞柴火告诉我们，生产队为我们准备了上好的青冈木柴火。老队长的意思，是要表明生产队全体干部和社员对知识青年的到来，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可是，老队长并没有得到他或许期待着的感激。我们只随便瞟了一眼，厨房的一个角落确实整整齐齐架着一摞比人还高的柴火，也就是城里农贸市场上常常见得到的那种柴火，便没有任何欣喜的表示。
我们完全没把那摞柴火当回事。
农民们说，那年春天是少见的三月飘雪，极冷。农村的房屋没有天花板，凛冽的风一阵阵掠过，瓦屋顶和木梁上经年累月积攒的尘灰毛毛细雨一般飘落，薄薄的石板和竹篾编的墙体，挡不住寒风的侵袭，我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冻得瑟瑟发抖，就学农民家的样子，在灶的角落搞个灰堆当取暖火盆，大大咧咧地把生产队为我们解决吃饭问题而专门砍伐的青冈木柴架在上面点了火取暖。
原以为生产队会源源不断地把这样的柴火给我们送来，可是，只见柴火一天天少下去，再也不见生产队有送柴火的动静，终于，我们烧完了最后一点木渣，煮不了饭了。没有饭吃的我们找到队长。队长显得有些冷冰冰的，他说你们这些女子，一点都不晓得勤俭持家，生产队给你们备下的柴火都是上好的树木。你们去看看全生产队，哪个社员家里有那样的好柴火啊。唉，你们自己去生产队公共坡上砍吧，但不能砍树。我们傻了，这才知道柴火在当地意味着什么；这才知道刚来时队长为什么会特意向我们介绍一堆柴火；这才知道那一堆柴火是怎样的珍贵。
没有柴火煮饭的时候，我们自己爬上山举起了砍柴刀的时候，才把载满惊愕的目光投向了那些裸露着的山体。山坡上和田埂边的柏树，都被剔得如同毛笔，只留着一个细小的绿色尖尖。所有的树木都被剥光了衣服，极其虚弱地，就像一个个高度营养不良的病人似的，单薄孤独可怜巴巴地站在泥土里。
虽然，各个生产队都有规定，绝对不允许砍伐树木，但偷偷的砍伐一直存在。偷偷砍伐的树木，是舍不得拿来劈了烧火煮饭的，木材主要用于建房子或打家具。农民们家里烤火用的，差不多都是被偷偷砍伐之后留下来的树根。树的根部不易燃烧，整个儿地放在火塘边怄着，烟熏火燎的，人们收工回家围着火塘的时候，加一把容易着火的树枝叶烧成明火，四周微微有点温热勉强可以驱赶身上的寒气。
农民家煮饭的柴火，都是那些不能成材的灌木，他们称着马安枝枝、憋啦枝枝、黄荆条子，还有长着坚硬倒钩刺的荆棘，以及庄稼收割后按人头分配的秸秆等等。
曾经非常奇怪地询问农民，这里的山从来都不长树吗？他们指着我们屋后一个完全被风化、一遇风雨就哗哗地垮塌的石谷子山包，说那里以前树木参天，是个鸟儿的天堂，里面还有长着五颜六色羽毛的野鸡呢。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啊？我不解。农民们说，那还不是1958年大炼钢铁搞的，那个时候砍树都砍疯了，我们公社绝大部分生产队就从那时候开始缺柴烧了。第一次这样直接直白地面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的负面效果，不敢说什么出格的话，内心却一道道电闪雷鸣。
如今，这里远山黛蓝朦胧，近景苍翠如洗
那个年代，种庄稼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肥料极其匮乏，偶尔分配到一点尿素，只能用于秧苗田和浇灌油菜。种庄稼离不开肥料，这是基本常识，当地的妇女在夏季农闲时节多半任务是积肥。所谓积肥，其实就是到田埂边或山坡上割青草，把割回来的青草倒在牛圈里，或通过牛的肠胃变成粪便；或让牛蹄来回踩踏跟牛的大小便一起沤成腐熟的肥料，再从牛圈里背出来，撒到地里喂庄稼。
那个地方，积肥这个活儿对于我们知青，比到天上摘星星好不了多少。每每对着光秃秃的山坡，我们是愁肠百结，拿着镰刀不知从何处下手。记得一天清晨，我拿上镰刀背着背篼早早地出门去搜寻。来到一处田崖下，水嫩嫩沾满了露珠的青草浓浓密密地长成了厚实的毛毯，就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一般惊喜，我跳下去连割带扯生怕慢了会有人过来跟我抢。殊不知，草笼里藏着一个巨大的野蜂窝，被惊扰的野蜂嗡的一声倾巢涌出，愤怒地把我团团围住，几只冲锋在前的已经奋不顾身地把它们的尾刺戳进了我裸露的面部和手臂。幸而我临危不乱，记起了平日里农民们的谆谆告诫：遭遇蜂群攻击的时候，千万不能扑打或抱头鼠窜，我立即蹲下身去缩成一团一动不动，果然避免了被野蜂攻击毙命的重大险情。
当地妇女积肥有一套我们一开始无论如何也破解不了的神秘绝招，她们总可以在光秃秃的山上或田埂边割回来一大背篼沉甸甸的青草。询问，她们传授经验，才知道她们是连草根一起铲的。原本就瘌痢头般的山体，经过这样年复一年地铲肥，更加光秃秃赤条条地裸露着承受日晒风吹雨淋的无情剥蚀。山上的土地失去植被保护，每到雨季，地里的沃土随着瀑布般的山水大量流失，慢慢就退化变成了石谷子地，庄稼在这样的地里，只能勉强挣扎出一条条病病歪歪又矮又瘦的杆儿，杆儿上有气无力地附着几片叶子，基本不能按正常逻辑生长的庄稼，更是不能按正常的生命轨迹结出像样的果实。
生态问题在饭都吃不饱的时代是不可能进入人们视野的，肥还是年复一年积，草皮还是年复一年铲。那时，我都被积肥弄得有些魔怔了，无论去集镇赶场还是去县城，甚至回到城市家里，但凡走路，眼睛就在四处搜寻，跟牛、羊、兔子一样，只看得见路边或山边的青草，每每见茂盛的就恨不能扑过去全部搂回自己的家里。直到今天路过有青草的地方，都忍不住还要多看几眼，它们蓬蓬勃勃地长在那里，总在我的潜意识里是一种浪费。
2010年6月，几个知青朋友相约踏上了回乡的路，还是想亲眼看一看那些山，那些水和那些人。
从县城开车一路飞奔，还是当年的那条公路，国道，盘着山弯弯曲曲地伸延，只是，尘土飞扬的石子路面改换成了高档的黑色柏油路面。汽车不再颠簸得令人的肠胃翻江倒海，车轮平滑地驰骋，眼前飞扑而来又急速远远退去的，全是浓浓的绿色覆盖成的一片片苍翠，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道道风景。
生产队，人们的厨房里，锅灶依然是老式的，忘了问他们如今用的是什么燃料，煤气抑或沼气？不过看见他们的院坝里没有了经年堆积如山的柴火。我们曾经居住的老屋后面那座石谷子山包，已经被厚重的绿荫蔽日遮天，完全不见了当年的踪迹；房前屋后田埂边山坡上，各种灌木恣意地尽情伸展着它们繁茂的枝叶来装点乡村的春夏秋冬；漫山遍野的青草，一丛丛一片片肥大茂密，再也没有人眼巴巴地盯着它们，用锋利的刀刃剥夺它们刚刚吐芽的幼小生命，或刨掉它们赖以生长生存的生命之根。放眼望去，远山黛蓝朦胧，近景苍翠如洗。贫穷破败的大山，衣衫褴褛的大山，终于被历史翻成了层层叠叠紧紧相连的一座座青山。
我永远的第二故乡，祈愿你的苍山，你的碧水，你铺天盖地的绿色美丽，世世代代，亘古永恒。
当年的瘌痢头，如今的绿树青山
二、“苦女儿”
在没有原生态这个概念之前，听到过很多原生态的歌，是在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个大山里面。
下了乡，我们才体会到中国农民的艰辛，才知道他们付出的是怎样沉重的体力劳动，才感受到他们的憨厚淳朴和爽直。跟城里的人不一样，城里人，尤其是被政治运动背靠背揭发熏陶过多年的城里人，面对面嘻嘻哈哈说说笑笑的背后，很多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时的山区人，日子虽然是城里人难以想象的贫穷和劳累，但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像有固定口粮供应“岁月静好”的某些城里人那样，暗地里你砍我一刀，我戳你一剑；也不会整天挂着一脸的苦瓜怨天尤人。一日三餐“酸菜米汤”，日出日落挥汗如雨，他们的歌却无处不在，栽秧有歌，薅秧有歌，打夯有歌，抬石头有歌，就连最苦最累的纤夫拉船也有歌。每当他们的歌声响起，沉重的劳动就变得欢快了。
农民们唱歌的方式通常是，一个人领唱，其余人随着劳动节奏附和，和声雄壮有力，就像很多歌曲里的副歌，颇有些蔚为壮观的意思。调子现成，领唱的歌词则由他们自己临时创作发挥，唱的全是生活中的那些事。不过，很多时候，男人们唱一句，女人们就掩着嘴别过身子嗤嗤地笑。刚刚下乡的我们，按今天的算法还是未成年人，从小又生活在大学校园，骂人的粗话都基本听不到。所以，男人们唱的什么，我们完全不懂。女人们笑，我们的好奇心便难以按捺。问及，那些年长的大妈年轻的媳妇就会嗔怪地打我们一下，笑骂，女子家家的，问这些莫名堂的话做啥？
我们依然不解，怎么就莫名堂了啊？后来才知道，他们唱的，无非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点事，极其原生态，不添加任何修饰的粗犷，有情爱，也有肉欲。
女人们很少唱歌，更不会男人那样大声侉气赤裸裸地喊着唱，虽然是农村妇女，虽然没有文化，但她们都很崇尚斯文，她们有一个相当文儒的词汇，叫“稚雅”，也就是很单纯很文静很稳重很优雅的意思。偶尔，我们劳动歇气时开玩笑打闹疯了，大妈大嫂们就会教育我们，女子家家的，一点也不稚雅，看以后咋个嫁得出去？！
有一首歌是个例外。那首歌，我不止听一个妇女唱过。她们的歌喉并不优美，甚至有些跑调，但那首歌如泣如诉，听起来颇有些凄凉哀怨。当时只觉得好听，问，唱歌的大嫂告诉我叫“苦女儿”。可惜，听了很多次还是没有完全听清楚和记住歌词。毕竟，她们唱的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就像一个梦或一个传说，那时的我们，只有城市里的生活才是最向往的生活。
如许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不知为何固执地留了下来，虽然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得只剩下一个歌名。感觉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时间越久远越想弄个清楚明白。这档子事竟然成了我的一个夙愿。重返故地，当年的大妈们绝大多数都走了，当年的大嫂和小媳妇们，也已经老成了婆婆或大妈。曾经唱过“苦女儿”的她，一头蓬乱焦脆的白发像是藏满了苦女儿的凄楚。我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她。原以为请她唱支歌是轻而易举的事，不想她死活不肯唱。嗔骂，你这个女子咋莫名堂，老都老了，还唱个啥苦女儿！
当年唱过“苦女儿”的大嫂（右二）
走了几千里路，不能无功而返，当初没把歌词记录下来，已经懊恼了多少年，我不能让自己一辈子纠结在有关这首歌的后悔之中，便死缠烂打。终于，她没拗过我，有些无可奈何地同意了我的要求，我们各自退一步，她把还记得住的歌词说给我听了：
正月里，正月正，
爹妈养我也伤心，
爹妈生我一尺五，
长大却是人家的人。
二月里，二月八，
老人婆家来接客（当地发音为“Ka”），
风吹霜头霜打轿，
红布鞋儿把轿门跨。
三月里，正清明，
缎子荷包绣起来，
……
……
……
五月里，正端阳，
大麦酒儿烤雄黄，
一家大小都喝遍，
唯有苦女儿没得尝。
……
腊月里，去砍柴，
一天到晚没回来，
打发娃儿才去看，
黄柳枝叉上掉下来。
……
一首残缺不全的“苦女儿”，唱的原来是一个女孩儿从花开到花谢的悲苦一生。时隔数十年，这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大妈大嫂小媳妇都会唱这支歌，苦女儿就是那个偏僻大山里女人们的象征，悲情象征。
当年我们耳闻目睹，花季的女孩，因为家里贫穷，被迫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或是身体残疾的男人；年轻的小媳妇，因为没生孩子或是没生男孩子，被婆婆没完没了地辱骂；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会因为一些普通家庭纠纷被丈夫毒打——扯着头发在地上拖，一条腿被生生地踏断，扛起来往地上摔，举起粗大的扁担往身上砍……而她们，只能把凄厉的哭喊留给沉寂的大山。
并非那里的男人天性都如狼似虎地凶狠，千百年男尊女卑的统治，高山大河也不能阻隔。然而，同是这些高山大河，却阻断了现代文明的进程。
我们还看到，在劳动休息间歇时，男人们抽烟聊天打瞌睡，女人们忙着搓麻线，纳鞋底，扎鞋垫；收工回到家里，煮饭洗衣带孩子；深夜了，男人们早已呼呼大睡，她们还在院坝里“咔嚓咔嚓”地剁猪草。她们的青春，她们的韶华，她们的水灵，她们的美丽，就这样在沉重的劳作和肉体的折磨中一点一点消失，只留下满面的沟壑，展示着她们一生的委屈和疼痛。这就是大山里的女人们，勤劳朴实的，忍辱负重，却又凄凉悲苦的女人们。
魂牵梦绕的一支歌——苦女儿，我终于弄清楚了，这支歌描述的，是山区里一代复一代女人的苦难。
当年的小姐妹们（她们的住房、穿着已和城市没什么差别）
如今，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曾经偏僻闭塞的山区已是地覆天翻，不光那里的山山水水变得令我们惊叹，当年唱歌的大嫂也已经把歌词表述的内容从生活中删除，而那些当年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女孩都不会唱这支歌了。苦女儿终于远成了一段历史。但愿，随这首歌一起永远远去的，还有当地妇女，乃至农民们的——所有苦难。
三、消失的山菊花
她是农村女孩，在农村女孩中也算不得漂亮，皮肤黝黑，头发少而干黄，一双细小的眼睛，还些微有点龅牙。
农村女孩子，以花为名的很多。多数情况下，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女，也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父母都会为小生命的到来而欣喜不已，她的名字中被放了一个菊字，传达了父母对女孩子的一种美好希冀。假如用花来比喻她，我想，应该是山野里那种小小的，淡紫色的，虽然默默无闻，虽然与世无争，却也奋力绽放着的野菊花。
2009年知青朋友返乡，在浙水公社场镇上巧遇菊（右二）
下乡不久，我就和菊成为了好朋友。虽然不在一个屋顶下居住，虽然不在一口锅里舀饭吃，却也是天天扛着锄头、背着背篓一同走在乡间小路上，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五年多的时间，故事不多，却也不是“白驹过隙”这样的文学夸张就可以一笔带过的。
是我，把那些原本难忘的岁月当作了人生短暂的一瞬忽略不计了。离开农村以后，我生活的那一叶小舟仿佛常常航行在激流险滩之中，只顾得跟湍急的水流搏击了，她渐渐地被我淡出了视野。如今，拷问自己的良心，我真的把她当成好朋友了吗？为什么我一离开，她就成了被抛开被遗忘的？她对我所有的情谊全都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如许多年，我跟她没有任何联系，第一次回到大山里探望乡亲们，没有见到早已出嫁的她，第二次回去，她已经不在了。留给我的，是永远的负疚感。
当年，就像农村人对我们的好奇一样，我们对那里的诸多事物也十分好奇。在我们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记的一件，是那里的丧事习俗。
我们在农村居住的房子，并不是生产队按国家要求专门给我们修建的，而是借用了一名富农闲置的堂屋。我们隔壁住的也是富农——我们房主的哥哥。大约下乡几个月吧，隔壁的富农老婆子去世了。在农村，办理丧事的一道极其重要的程序，是哭丧。她没有生育女儿，按习俗，要请近亲家的女子来哭。他们请的就是我们房主的三个女儿。
平生第一次听说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太不靠谱了。我们知道的哭泣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喜极而泣；另一种，是因为人内心的悲伤哀恸。他们请的是普通的农村妇女，要表达的是哀伤的情绪。可她们一不是死了自己的亲娘，二不是导演一声令下，就能把眼泪哗哗地淌成小河的演员，她们哭丧恐怕也就是干嚎而已，我们猜测。
因为好奇，我们内心竟然有一种不太合常理的暗暗期待。
那天，生产队安排我们在红薯垄上点豆子（垄中间种红薯，边上间种绿豆、饭豆等豆类）。那块红薯地就在我们居住的院子侧面。院子里停放着富农老婆子的棺材，大家都在等待哭丧人的到来。
最先看见她们的是我们仨。居高临下，远远地我们看见坡下田埂上，姐妹三人朝着我们的院子走来，一路谈笑风生，那欢悦，好像正准备一起去赴一个丰盛的喜宴。走到离院子最近的那条田埂上，奇迹发生了，不知道她们有没有暗中喊一声“预备，起”。我们只看到三个人同时从各自怀里扯出一条手帕，往脸上一捂，就放声大哭起来，川剧变脸一般让人眼晕。跟我们预想的非常不一样，那阵势那哭声跟干嚎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当地哭丧的方式很有特点，我们在城里也是闻所未闻。哭的程序都一样，先长长地喊一声“哎……咳咳咳，爹（妈）呀爹（妈）嘢……”，然后开始一字一句地诉说去世人的好处，孝男孝女对他（她）的怀念，失去亲人后内心的痛苦，等等。抑扬顿挫，节奏缓慢，声音凄楚。
据说，当地会哭的妇女，可以连续几个小时不说重复的话。这样的哭法很煽情，具有强大的感染和催泪力量。一般情况下，旁边观看的女性，无论婆婆大妈媳妇还是未嫁女子，都会很快就红了双眼，滴下伤心的泪水。
似乎只有我们是铁石心肠。当三姐妹扬起手帕捂着脸开始第一声“哎……咳咳咳”的时候，我们就笑翻了，捂着肚子倒在红薯垄上翻滚得浑身泥土。好不容易才勉强完成了点豆子的任务，我们抹着笑得喷涌而出的眼泪冲回院子，继续在我们的屋子里压抑着嗓音疯笑，前仰后合歪七倒八。
菊推门进来了，眼睛还红红的，饱含泪水，见状就斥责我们，你们几个女子，咋没良心？
我们分辩，她是个富农婆子。
她就真的有些生气了，反诘，富农？富农就不是人啊？！
我被震撼了。
她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还是一个大队干部的女儿，却完全没有我们认定的阶级立场，更不是我们头脑中斗志昂扬的铁姑娘形象；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刚刚能认识几个字而已，可是在她简单朴实的观念里，“人”是大过“阶级”的，这与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的正规教育是多么不同啊！因为自幼接受的教育，我们心目中的地主富农，就是一群青面獠牙的妖怪。她却跟我说，我们这里的地主富农，全是“啬家子”“啬”出来的，听爹说，以前他们吃得比别人差，穿得比别人破，省来省去的，到土改的时候就成了地主富农，太不划算了。
左一是菊的父亲，当年任大队会计（现已去世）
有关成分的问题，我原本是心虚的，因为我的祖辈在土改时被划成了地主，属于正统观念里喝劳动人民血汗的魔鬼，内心一直蒙着厚厚的乌云。菊的话却像一阵强劲的风，把密布的乌云撕扯开一些裂缝，阳光一下子洒了进来，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和敞亮。我跟她之间就这么一下子贴近了。
虽然那时，很多问题在头脑里依然模糊，但有了这种质朴的观念做铺垫，后来进入大学，对许多事物的认识比较快地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比如，懂得了纯粹状态的阶级仇恨，其实只存在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之中，现实生活里，人的情感远远比阶级情感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远远比阶级矛盾多样。在这个意义上，她和当地很多善良的农民一样，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在那个贫困的山区，知识青年的到来为农民们打开了一扇窥望外面世界的窗户。虽然那时轻工业产品极其匮乏，但我们的那些日用品，比如形态各异的镜子，比如色彩鲜艳塑料梳子，比如那些造型还算好看的塑料发卡子，在农村人眼里都是非常新鲜时髦的物品。有的女孩或她们的母亲，会明确地向我们表达她们也想得到这些东西的愿望。菊却不，她从来不曾开口说她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我只在她的眼神中，看出她对这些其实不值钱，但在贫困的山区里，人们买不到也买不起的那些漂亮日用品的羡慕和向往。
当地的女孩，一般十五六岁就开始说婆家。那一年，有人给她提亲了。我回家探亲，虽说城里的商品仍然极其匮乏，什么都要凭票证，我还是委托父母想方设法买了一块红色的花灯芯绒布，送给她作为今后出嫁添箱的衣料。她接过衣料时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欣喜，让我想到了山菊花奋力的绽放。
2009年，我们那座城市当年的知青组织了盛大的返乡活动，之后，朋友传来了他们回到公社，回到生产队的照片。菊也在里面，依然喜欢红色，穿一件带深红色花的衣服，背着背篓在集镇上，脸上是灿烂的笑。
背背篼的是菊
朋友在电话里说，当告知她蒋蓉姐姐来不了，但也很想念她的时候，她的眼圈红了，眼睛里闪动着星星点点的泪花。听了，我的内心陡然生出许多愧疚……毅然告知朋友，明年也回去一次，我要去看看她。
原以为这样的事情只有小说或戏剧里才会发生。待我准备妥当了，朋友来电话告知，她死了。
一个“啊”装不下我的惊讶以及惊讶后面的隐痛。
去年不是还好好的吗？
就是那以后查出了病，尿毒症。朋友说。
我沉默。这个病，就是在医疗条件最好的大城市，也不见得就能活下来，无论透析还是换肾，除了少数富豪，对很多人都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费用。
山野里淡紫色的小小的山菊花，就这样默默地无闻地开过了她的一生，默默地无闻地消失了。她不过50岁刚出头而已。再也见不到她，离开农村三十多年，我把自己放飞在他们无法企及的天空中。我没跟他们联系，担心他们来找我，让帮忙找工作……我害怕自己不堪胜任各种各样其实还只存在于我想象中的麻烦，而当年，我在他们家进进出出，他们从来没有拒绝过我；而当年，她送我走的时候，几十里山路，她背着行李，我空着手……
我为我的自私而赧颜，我为我的薄情而羞愧。
如今，我只能默默地对着她的在天之灵，祈祷，祈望她在那边无病无灾，快快乐乐，依然把自己开成一朵朴实无华的山菊花。
来世，我们还做朋友，一生一世。
2010年返乡下和生产队乡亲们合影
四、她没有成为一个传说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在井台边，我们一行人仿佛毫无防备地同时被猛击了一掌，愣了。之后，同行的男知青把那首“美丽的姑娘”翻来覆去地播散了一路。“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独有你是最可爱，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无比新鲜姑娘呀……”唱得我们有些烦还有些妒忌，大声嚷嚷，哎，那是个小媳妇，不是什么姑娘哦。“把你的容貌比作鲜花，你比鲜花更娇艳，世界上多少人啊想你，望得脖子酸姑娘呀……”男知青把音量放大了一倍，来回复我们。
现在想来，当时我们的状态，应该描述为“惊艳”。
刚刚下乡时，我们对农村集镇充满了好奇。在城市里，每天上街都能在农贸市场买到需要的菜蔬，虽然品相远不及现在这么好，品种也远不及现在这么繁多；商店的门至少8小时开着的，虽然货架上的东西要凭票证才能购买，而且远不及现在这么琳琅满目。一般来说，逛街是城市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工作学习之余，去街上走走看看，哪怕什么都不买。所谓逛街，享受的就是那个逛。
对农村一无所知的我们，还以为也跟城市一样可以随时去街上逛逛。收了工，我们兴致盎然一路飞奔向下，俯冲到位于两座山之间峡谷中的场镇上，迎面扑过来小小窄窄的街道清冷萧瑟，唯一的商店（供销社）和唯一的饭馆，也是大门紧闭。一问，才知道农村不逢场的日子集镇上没有城市意义上的那种“街”供人闲逛。只得垂头丧气往回走，眼前弯弯曲曲通往山上生产队那条陡峭细小的路，一下子高成了天梯。
浙水公社场镇。街道没变，但我们下乡时场镇上的房屋比这个破旧得多
耐着性子等来了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赶场天，比平时出工积极了许多，出门的时候山村才刚刚醒来，一缕一缕的炊烟袅袅升起，在清晨湿漉漉的空气中飘飘摇摇缓缓弥散。我们踩着田间小道上沾着一层露水的青草，来到一个井台边，她正在打水，抬起头笑盈盈地跟我们打招呼。她的笑容带着一些羞涩，还带着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才有的那种温文尔雅。就是那一抬头的美丽，把我们全都震住了，并没有听清她说的什么，但她的声音犹如一只早起的百灵鸟在静穆山野里清亮的啼鸣，直到今天似乎还在耳边萦绕。说她惊艳，其实也不确切，她的容貌不是那种光芒四射刺得睁不开眼的艳丽，而是一种很圆润的甜美，就像深夜里一个人戴着耳机静静地凝听邓丽君温润婉约的歌，感觉到的那种甜。
不久就得知，她是我们生产队的新媳妇，嫁给被称着“下河佬”的一户人家的大儿子。
曾经有一次移民，年代和原因我们都不清楚，只知道从下游的某个县移民来了好些人，分别安插在各个公社各个生产队。我们生产队只有两户这样的人家，“下河佬”是人们背地里对外姓人家含着些轻蔑意义的称呼。
她是本地人，山梁那边的一个大姓。以她的容貌，嫁个当时农村女孩子最向往的军人，甚至嫁个在部队提了干转型为公家人的排长、连长，都绰绰有余。见过她的男知青都说，嗨，要是她生在城市里，追求她的人会在后面跟成一个加强排呢。可她偏偏嫁了个“下河佬”。为什么啊？这个问题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谜团。
几个月后，我们跟生产队的男男女女都熟了，不用细打听，家长里短是闭塞山区里人们的“每日必读”。就像城里人每天读报，从报纸上了解自己国家和别人国家发生的各种事件一样，山里人口口相传，把自己家和别人家发生的那点事全都翻出来晾晒，供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一个地主子女肯定没资格嫁给军人。虽然平日里我们看不出当地人对地主分子或他们的子女有什么歧视，但在婚嫁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成分却是不得不考虑的。
弄清楚她嫁给“下河佬”的缘由之后，便只能在心底为她遗憾。她不仅漂亮，还上过几年小学，当时的山区妇女，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而她，算个女秀才了。她拥有美貌读过书能识字还长着一双灵巧的手，会做一流的女红。在城里，我们也学过刺绣，但一定要在白布上用笔描出图样，才能用丝线绣出华美的图案；或者做十字绣，必须有一个样板放在旁边，经线纬线一格一格边数边绣。而她，没有采用任何城里人的方式，一只手拿着白布鞋垫，一只手上下翻飞，复杂的几何图案就这样一针针一线线出现在鞋垫上，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惊叹不已。
我们跟她不在一个生产小组，一般情况下，只有冬季全生产队在一起开山改土挖塘整地时，才能聚在一起出工劳动。到了我们下乡的第二年那个冬天，她扛着锄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惊讶不亚于第一次在井台上看见她。好像被童话中那个可恶的老巫婆施了魔法一般，她从一朵娇艳的鲜花变成了一根枯萎的狗尾巴草，又黑又瘦，颧骨高高地隆起，走路时别着腰，似乎受了严重的创伤。
得知她如此迅速枯萎的缘由，我们更是惊悚得目瞪口呆。原本是一次平常的夫妻争执，吵到激烈之时男人竟然将她扛起，凶狠地往地上一摔，就像甩掉一麻袋烂红薯，她当时就站不起来了……
在当地，男人殴打女人是常态，殴打的方式我们在城里也是闻所未闻。每每见到这样的“惨剧”，无能为力的我们只好悄悄地诅咒这个地方的原始野蛮落后，诅咒男人们的不通人性。原以为她会是个例外，对于她男人，她就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本应该“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然而，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逻辑。千百年男尊女卑无孔不入的统治，在那个偏僻的山区表现为千百年延续的野蛮暴力习俗，哪怕她是下凡的天仙，也逃不出去。
她的美丽就这样没有经过岁月的蹉跎磨砺，倏忽间消失了。
她并不是我的一个亲人，却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牵挂。多年来，我无数次地设想过她的结局，而且，我的想象从来没有离开过萧红笔下的那些农村妇女，在粗砺简陋的生活中，遭受丈夫残暴地蹂躏，最后悲惨地死去……
90年代初，我们回到了这个当年做梦都渴盼着离开，离开后又魂牵梦绕的山区，长一辈的老人们大多已经离去。当2000年以后我们再次归来时，跟我们同辈的很多人也不在了。她还在，握着她锉刀一般粗糙的手，拥着她粗大壮硕的身躯，真实地感觉到她的存在。她没有成为一个曾经隐隐约约期待的传说，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留下一段凄美的故事。我们见到的她，当初的美丽一点残痕都没留下；遭受暴力摧残之后那种病病歪歪的羸弱也踪迹全无。只是，在我们把钱硬塞到她手里，感谢她帮我们做了几桌丰盛的菜肴款待父老乡亲时，她非常不好意思地推辞，说我们给的钱太多了。那一刻我们又看到了当年的她，依然是如初的淳朴善良温文尔雅。
她（右）的脸上堆着平和柔软的笑容
她沿着生活的常规轨道，走成了一个普普通通身材臃肿渐近老年的乡村妇人，她的脸上堆着平和柔软的笑容。她的孩子们都去了大城市，在那里买房定居，成了地道的城市人。老两口在城市住不惯，回到了乡间的老房子里。老房子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年轻冲动有些丑陋扭曲却无比真实的故事，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河流，飘成了童话般的很久很久以前……剩下来的是一片祥和宁静的夕阳余辉，把老旧的房子充溢成一个明亮温暖的家。
五、国庆二十周年
下乡插队落户的那一年，是新中国建国20周年，大庆，按理应该是一个举国欢腾的日子，可是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向纵深发展，国家还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国家的困难和人民的贫穷，都无法让我们感受到之前或是之后的喜庆氛围。
下乡半年多，秋收之后，国庆即将来临。经历了两季前所未有的艰苦劳动，我们对家的思念变得空前强烈。大家商议决定要乘国庆节这个具有非常纪念意义的日子，请假回家休整一下。那么迫切地想回家，还有一个属于女生的私密原因。前不久，在百合公社插队的两个女同学已经回家一趟。她们回来之后穿着同样花色的衬衣到我们生产队显摆了一回，说这是城里目前最流行的花色和款式，比我们下乡前做的衬衫新颖时髦得多。虽然那时国家依然处于封闭状态，物资依然十分匮乏，但时尚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文革”后期，城市青年在不同的时段里流行过小裤管，宝蓝色的翻领运动服，白网球鞋，宽大的花格子外套，等等。女孩子爱美的天性让我们的眼睛里跳跃着无与伦比的兴奋，纷纷下定决心，回去扯一块这样的花布做一件这样的衬衫。
我们当时还不清楚，有关节日的概念城乡差别也是如此巨大。国庆节于我们从小就是一个重大节日，放假在我们心目中是天经地义的。理直气壮地找生产队长请假，却碰了个软钉子。队长说这算个啥节啊？再有几个月就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回去跟你们的爹妈团圆，不好吗？队长四、五十岁吧，他跟偏僻大山里的其他农村人一样，国庆节这一天跟一年365天中其他那些普通的日子没啥区别。他们看重的节日都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那些日子，除开过年这个最隆重的节日之外，还有端午、中秋、腊八以及我们在城市的时候闻所未闻的7月半——鬼节。
我们明白了，再跟他说那就是擀面杖吹火，干脆拿出了女孩最强有力的武器——眼泪炸弹。我们泣不成声，泪流成河。队长终于没辙了，他勉勉强强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假。
2010年 我和发小插友李晓群在老队长原来的家门口留影（老队长已经去世）
为了节省路费，我们一路断断续续地搭乘不要钱的解放牌货运卡车，一直走到华蓥山的溪口镇，才彻底没有了免费的交通工具。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车站卖票的窗口被买票的人密密实实地封堵着，老老实实地排队，估计第二天也买不到票。已经快到家门口了，绝对不能被堵在这里。经过了半年多艰苦劳动历练的我们，不但有知青小小的“狡黠”，还练就了一些蛮力气。我们推举一个人站在最前面，其余的人在她后面用尽全力往前推。这是六七个人跟那些单个人之间的对抗，力量绝对不均衡。我们奋力推进，她像一个楔子插进了人堆，一下子就钻到了窗口跟前，挤成了一个人肉团子的本地人还没搞清楚咋回事，我们已经拿着车票高高兴兴地上车了。
从溪口到北碚不算远，但汽车站在嘉陵江另一侧，我们的家都在江对面。下了车天已经黑了，我们远远地听见过渡的船上有人扯着嗓门喊，还有人上船吗？最后一班船咯！我们急了，撒开腿就跑，此刻背上的装满了农村土产的背篼突然显得格外沉重，拖着我们迈不开步子，跑起来跟乌龟爬似的。情急之下，几个女孩一起扯开喉咙狂喊，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是回家的知青。我们焦急尖利的呼喊穿透了夜幕，远远地飘进了船员们耳朵，他们没有按时起航，等着。我们终于一颠一跛地跳上最后一班船，在国庆前回到了家中。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上街买花布，做一件流行的“倒斜领”衬衫。
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家没有电视，很多家庭甚至没有收音机。我们知青都是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人，因此也没有参加任何庆典活动的资格。国庆那天，几个人相约到久违的大街上闲逛，除了商店门口吊着的红灯笼，基本上看不到别的喜庆景象。我们到了照相馆，穿着新衬衫，背着一顶刚刚开始在知青里流行的麦秸草编的帽子，照了一张当时最时髦的“到农村去”的主题照片。
那年国庆穿上新做的花衬衫拍的照片
那是我在农村五年多唯一一次享受了假期的国庆节。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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